中年女人,泪眼婆娑的走了进来:
“我是你大嫂秋花!”
“秋花?”
杨小艳低着头微皱着眉头,反复念叨着这两个字,努力的回想着。
杨珊和薛余则是一脸茫然。
原来这秋花是杨松的前妻。
晚上,吃饭的时候,彩色电视机里播报着新闻:
八届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设置重庆直辖市,十五大开幕,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大江截流成功。
薛余看了看正一边吃饭一边认真看新闻的爸爸,问了句:
“爸爸,你认识小艳阿姨的大嫂秋花吗?”
薛德珠听了儿子的问话,像被烫了一下似的,忙把手的食指放在自己的嘴唇上向儿子示意闭嘴:
“嘘!”
他匆忙看了眼站在电视前正专心看电视的妻子万慧来,意识到万慧来并没有听到儿子的话,才放下心来。
他小声的跟薛余说:
“千万别在你妈妈面前提这个人,她又该生气了。”
薛余重复着爸爸的话:
“又该生气了,难道她是大哥......”
薛德珠用力的点了点头,再一次用食指按在自己的嘴唇上,发出“嘘”声。
薛余便紧抿起嘴,了声。
原来,去年节的时候,妈妈被大哥薛拯差点气个半死。
说起这件事,要先从秋花的第二个丈夫说起。
秋花的第二任丈夫叫任江。
九十年代初,任江的发小王河第一次见到火车站。
站在人潮汹涌的广州火车站广场上,他一眼就看见候车大楼两侧的八字标语:
“统一祖国振兴中华”。
兴奋之余,他拉着任江在火车站广场驻足观望。
半小时后,他们扛起行李准备去汽车站买票,一掏裤兜,钱包没了。
一气之下,他和另外两个老乡决定步行到顺德找老乡借钱,整整走了一夜才到顺德。
后来,他们就在那里打工。
任江是早一年来到广东的。
他向家里借了200元,邀上几个同乡好友去东莞,准备“打个零工”,顺便“看看世界”。
长途大巴在国道上行驶了两天两夜后,终于把他从东北带到了东莞,“股蛋子都麻了”。
为了能在东莞谋份工作,任江已做足准备:
把份证的年龄改大了两岁。
没有工厂敢要17岁的未成年人,“正是当年把年龄改成19岁,才有了后来在东莞的快乐时光”。
其实,在当时,每年都有1000万以上外省人来粤打工。
后来,这个数字甚至将要达到1500万。
加上广东本省流向珠三角和城镇地区的人数,广东流动人口在2600万以上。
王河和任江的经历,是2600万外来人口上世纪90年代,在珠三角打工大军中的一个小小缩影。
离开老家时,王河去山庙的神龛前拜了拜。
“不出去不行啊,不出去留在这也是没钱。”
“现在人人都是去广东,您老说我赚得到钱不啦。”
“没事,就当碰碰运气,见见世面,干几年就回了”……他
对着神龛一通絮叨。
90年代初,还是县级市的顺德,是中国民营经济重镇。
自改革开放起顺德便深受香港“小政府、大市场”理念影响。
民营经济风生水起,正如民间俗话:
“不找市长找市场”。
王河的老乡当时正在一家民营家电企业打工。
王河进的电器厂在当时被称为“家电专业街”上。
这条街上的电器行一字排开,宣示着顺德“中国家电之乡”的地位。
王河每天工作10个小时,有时会加班到夜里9点。
在装配车间,他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条滚筒线,但他不能坐下,需要时时提防空调成品错位。
“那时的流水线都很枯燥,很多流程全凭人力。”
白天调试电器,夜晚冲凉睡觉,生活枯燥却也简单。
第一个月王河拿了400元工资,他给家里寄去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