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39

    到了十月份，秋天的凉爽已如约而至。

    薛家在给三儿子薛余过着生。

    “薛余，多余的余！生快乐！”

    薛研一边玩着扑克牌，一边顺口说着。

    他的话却让万慧来想起了薛余名字的由来。

    去年杨小艳从深圳回来，欢天喜地的告诉万慧来自己怀了孕。

    可是，万慧来却没有告诉她自己也早已怀上了老三。

    这老三的到来，着实让薛德珠，特别是万慧来的压力不小。

    这还要从老何媳妇的工作变动开始说起。

    薛德珠同事兼邻居老何，他的媳妇在街道担任女工委员。

    前年年底曾来薛家闲聊，说是单位给她派了新的职位，也给予了一项陌生的工作，计划生育。

    “领导的口号是，‘消灭小三儿’。”

    老何媳妇说。

    她说者无心，万慧来和薛德珠却是听者有意。

    当时的万慧来已经怀了孕，而且由于体原因，不适合做流产手术。

    于是，薛德珠坚持要万慧来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老何媳妇说这话的时候，薛德珠两口子互相对视了一下。

    他们知道怀孕这件事，老何家里是不知道的。

    而“小三儿“，可不是婚姻里的第三者，而是第三个孩子。

    在城市，最初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

    事实上，这不只是老何媳妇的新工作，也是整个社会面临的一项新的工作。

    彼时，企业也陆续恢复生产，社会生活开始接近正轨。

    中国的人口出现井喷式的补偿增长。

    从1962年到1970年，净增长了1.6亿人，达到8.3亿。

    统计数字表明，在1970年，平均一对夫妇要生育5个孩子。

    老何媳妇当时接受培训时，被告知“人口生产过剩，已经妨碍了经济的发展。

    从1970年开始，国家逐步认识到计划生育的重要。

    1971年国务院转批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消灭小三儿”只是带有强烈地方话特色的地方口号。

    国家提出的口号是“晚、稀、少”，即晚育、拉开生育间隔、少生孩子。

    后来则将“少”具体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老何媳妇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动员女职工不要生第三个孩子。

    当时的计划生育工作并没有提到之后的高度，街道上有2000多职工。

    老何媳妇经常要下到企业召集女工开会，宣讲计生政策。

    在当时“恢复生产”为主流的氛围中，老何媳妇的宣传计划生育，自然会占用女工的工作时间。她也因此成了一些厂长不欢迎的人。

    “有一个厂的领导见到我就说，‘你又来了，你脸皮怎么那么厚？’”

    老何媳妇跟薛德珠两口子报怨说。

    在当时，计划生育工作者也没有此后的行政处理权力，老何媳妇和她的同事们的主要“武器”是说服教育。

    可以生两个孩子的政策，让老何媳妇等，第一批计生工作者的压力并不巨大。

    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人们可以接受拥有两个孩子，特别是如果一个已是男孩的话。

    但随着人口增长率的居高不下，在启动经济发展的马达轰鸣声中，国家开始考虑推行更为严格的“只生一个”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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